唐刘知几《史通·邑里》:
“异哉,晋氏之有天下也!自雒阳荡覆,衣冠南渡,江左侨立州县,不存桑梓。”

衣冠南渡,亦作衣冠南度。语出唐史学家刘知几《史通》“邑里”篇。该文原仅指西晋末天下乱,中原士族相随南逃、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。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,代指缙绅﹑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事件。

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因动乱而发生的大规模人口南迁现象,分别是:

第一次:西晋末晋元帝司马睿渡江,定都建康(今南京)建立东晋。

唐詹琲《永嘉乱,衣冠南渡,流落南泉,作忆昔吟》:
忆昔永嘉际,中原板荡年。衣冠坠涂炭,舆辂染腥膻。
国势多危厄,宗人苦播迁。南来频洒泪,渴骥每思泉。

第二次: 唐“安史之乱”后,中原士庶避乱南徙;定都 江宁府(南京),建立南唐。

第三次: 北宋末,宋高宗渡江,以临安(今杭州)为行都,建立南宋。

公元290年(晋武帝太熙元年),晋武帝司马炎病故,次子司马衷即位,是为晋惠帝。

惠帝的妻子贾后想独揽大权,与辅政的外戚、车骑将军杨骏(司马炎的岳父,司马衷的外祖父)发生矛盾。

291年贾后杀死杨骏,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发生一连串政治残杀和战争,先后有八个分封为王的皇族,为了争夺中央政权,进行了大规模的混战,历时十六年之久,史称西晋的“八王之乱”。

306年(晋恵帝光熙元年),司马衷病故,司马炎之第二十五子司马炽即位,是为晋怀帝。

其在位期间,政事皆为东海王司马越主持。

此时,八王之乱余波难平,各路豪强又纷纷起事。

最大的威胁是南匈奴人刘渊和刘聪。

经过两汉连续不断的打击,到汉末三国时期,被安置在今山西境内的南匈奴人,被曹操所制,分为五部,以其原先的汗室贵胄为五部首领,并以汉官予以监视。

刘渊是南匈奴于夫罗单于之孙,左贤王刘豹之子,呼延氏所生。

于夫罗单于死后,其弟呼厨泉即汗位,曹操为控制,将呼厨泉的兵众分为五部,任命刘豹为左部帅,其余部帅也都由刘姓担任。

刘渊自幼爱好学习,拜上党人(今山西长治人)崔游为师,学习《毛诗》、《京氏易》和《马氏尚书》等典籍,尤其喜爱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孙吴兵法》这两部书,大致都能诵读,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诸子著作也都熟读。他臂长而善于射箭,体力超过一般人,姿态、仪表魁梧,曾经在接受司马昭、司马炎召见时为赞不绝口。

利用八王之乱,各路人马纷纷拉拢拥有自治和军力的刘渊,于是他的官阶也节节高升,反过来又以中原朝廷授予的政治地位来对匈奴人内部进行权力集聚。

304年(晋恵帝永兴元年),刘渊起兵于本部,其以刘姓源出汉室,自称汉王,建都于自己的大本营左国城(今山西省吕梁市离市区),四年后自称皇帝,迁都于南匈奴人在中原最南边的大据点平阳(今山西省临汾市),国号为汉。

310年(晋怀帝永嘉四年),刘渊病故,第四子刘聪杀太子刘和即位,是为昭武帝。

南匈奴人迅速崛起,而且建立了政权,令西晋朝廷大惊,于是派军镇压。

但经历了八王之乱后的晋军军心涣散,完全不是训练有素的刘聪对手。

311年四月,刘聪遣大将石勒歼晋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(今河南省鹿邑县),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;同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。

六月,呼延晏到达洛阳,刘曜(刘渊之族子,后篡汉权,改国号汉为赵,迁都长安,史称前赵)等人带兵前来会合,攻破洛阳,纵容部下大肆烧杀抢掠,俘虏晋怀帝,杀晋太子司马诠、宗室、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,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,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
永嘉之乱后,北方汉人士族不堪被异族统治,为了躲避战祸而纷纷南迁,使过往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汉文明重心移到了南方,并且是有史以来中原第一次经济重心的南移。

晋都洛阳倾覆后,晋皇室、贵族四散,大部逃往江南,司马邺则在一帮人簇拥下逃至长安。313年,闻知晋怀帝司马炽被杀后,他被拥立为帝,是为晋愍帝。

但是南匈奴人没有停止追杀的步伐。

316年(晋愍帝建兴四年),时任汉大司马刘曜率军围攻长安,城内大饥易子而食,司马邺出降,立国五十二年之西晋王朝灭亡。

司马邺被解送汉都平阳,被刘聪日日羞辱,被迫为之牵马拽镫、行酒洗爵,晋臣睹之莫不恸哭哀嚎。

为绝晋人幻想,刘聪下令将司马邺斩首。

317年,在南迁中原士族百姓的拥戴下,镇守建康(今江苏省南京市)的西晋王室、司马懿之曾孙司马睿称王,次年三月称帝,是为东晋元帝。东晋恭帝司马德文于420年禅位于刘宋,开启南方的宋、齐、梁、陈与北方的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的南北朝时代,直至581年被杨坚建立的隋朝所统一。

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乱,中原特别是黄河流域人民饱受数十年战争祸害,其痛苦无以用文字描述。

究其原因,客观上是北方胡人南迁,因自西汉宣帝对匈奴形成战略优势以后,加之东汉对匈奴的持续打击,致使其大量南迁至中原,与汉人混居。

虽然匈奴人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有了很深的汉化特征,比如跟从汉姓、大量人开始从事农耕等,但由于其基本的以部落为政治组织和自治的基本形态,使得其一直保持着较为强悍的军力。

如此一来,当中原政权比较团结和强盛时,内迁匈奴不得不俯首听命,比如尽管汉末三国战乱,但由于曹操拥有基本统一的北方和绝对的权威,军力也非常强大,所以匈奴人只好接受摆布。

而胡人崛起主要还是因为西晋统治的崩溃和内乱,内乱各方为了自身私利,竞相结好匈奴、鲜卑等胡人,甚至引狼入室,向他们借兵。如八王之乱中,权臣王浚(今山西太原人,西晋将领,曾参与晋灭吴之战)、新蔡王司马腾等喜用鲜卑人,成都王司马颖则喜用匈奴人。在所谓“用胡”策略下,只知用其力而不加教化和约束,使得胡人尽知西晋国力虚实,只要时机一到,便起兵作乱。

永嘉之乱后的汉人大迁徙,主要流向三个方向,即东北、西北和南方,流线东北地区者,后大多依附于鲜卑人慕容氏诸政权;流向西北者,则依附于汉人偏安河西走廊凉州(今甘肃省武威市)一带的张轨小政权,而大部分则迁至江南地区。

这些流离失所的汉人中,不乏精英豪杰,东北的鲜卑慕容氏如获至宝,不仅为他们设置汉人习惯的郡县,更以求贤若渴姿态团结使用,从而为其入主中原争霸且建立五胡十六国中的诸燕(指十六国中的前燕、后燕、南燕等割据小朝廷)政权打下坚实基础,其中闻名于世的中原大家族便有河东(今山西省运城市)裴氏、广平(今河北省广平县)游氏、代郡(今山西省代县)鲁氏、兰陵(今山东省临沂市)缪氏等等。

逃至凉州的中原人士,则对河西地区汉人和胡人经济社会、政治发展诸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,使之与中原的旧有差距大大缩小,并且建立了“五凉”(即十六国中的前凉,后凉,北凉,南凉,西凉五个割据小朝廷)政权。

《晋书》云:“洛京倾覆,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”。可见,外迁的汉人有大部分来到了江南,史称“衣冠南渡”或“衣冠南迁”。

所谓“衣冠”,是指魏晋时期士族峨冠博带,风度翩翩,该词语系相对于普通人蓬头短袄而言。

我们知道,从汉朝开始培养的士大夫阶层,到魏晋时期已成气候,在社会上形成了鲜明对比,随晋室南迁的中原巨家大户、官宦士绅中,以王(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),谢(陈郡),袁(汝南),萧(兰陵)最为庞大。

北方原有的卢氏(河间)、崔氏(清河郡与博陵郡)由于产业过大不愿南迁,因此后来东晋和南四朝中鲜见大官。

类似地,裴氏(河东郡)亦主要留在当地,后来与鲜卑诸政权合作,到鲜卑政权基础上建立的隋唐时成为显宦世家,仅唐代裴氏出任宰相者就达数十人,出任其他高官则不计其数。

东晋和南四朝的维持,主要仰仗衣冠南渡的大家族势力,以及依附于他们的众多普通北方流民,宋、齐、梁三朝建立者均是北方流民的子裔。

黄河流域汉人士族大家的衣冠南渡,依托江南的长江天堑与物华天宝,在民族危急关头,极大程度上保存了汉文明,使得其得以绵延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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